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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陀罗:中古中西文明的枢纽


【发布日期】:2019-11-06 18:51:34【来源】:admin  【作者】:admin

陈至/温

孙英刚先生和何平先生写的犍陀罗文明史应该被命名为犍陀罗佛教史。这本500页的书大部分详细介绍了佛教传入犍陀罗地区后的繁荣和变化,并配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图片,以增强读者的理解。如果你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但却充满兴趣,那么这本书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与印度原始佛教相比,犍陀罗佛教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乘佛教已经出现。佛陀已经从无神论的人类导师变成了强大的活生生的上帝。随着佛陀的神化和被神化的佛陀姿势的形成,最初被认为不足以描述佛陀在转世之外获得最终解放的教导的姿势和风格的任何形象被逐渐遗忘和取代是很自然的。

与此同时,佛经写作受到鼓励,大量的文字从一个人口传到另一个人口。以前,经典的“不写作”是写出来的。这促进了犍陀罗的繁荣和发展,犍陀罗已成为早期佛教经典的重要书写语言。用作者的话说,我们甚至可以说原始佛经是犍陀罗而不是梵文。东亚的佛经最初是从犍陀罗翻译过来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部分中国朝圣者到达犍陀罗时都来回返回,而不是向南去印度。

时间表大致如下: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在巴克特里亚(bactria)建立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后,即今天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塔吉克斯坦中南部和阿姆河中游的部分地区,后继者在历任君主的努力下扩展到印度西北部,将犍陀罗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然后直接面对来自印度的佛教。

与印度国王相比,希腊君主更有动力推广佛教,因为一方面,这些外国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在海外孤立无助,被当地文化的洪流所包围,尤其是在通往祖国的道路被游牧民族切断之后。

另一方面,他们在传统婆罗门教建立的种姓制度中找不到一席之地,甚至比sudra还要低。然而,依靠佛教,它倡导所有生物的平等,打破种姓制度,希腊君主可以解构旧秩序,建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因此,希腊君主在硬币上印上法轮和佛的名字,声称是轮换之王——后者相当于佛教世界观中世俗世界中最高的皇帝,也相当于精神导师佛陀——试图利用佛教的影响为自己赢得支持。

然而,除了政治考虑之外,佛教思想与希腊哲学之间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如万物无常、轮回逆转、永恒沉默以及伊壁鸠鲁、赫拉克利特等人的观点,这些观点也与希腊人和佛教产生共鸣。

另一方面,佛教在希腊王国的传播也吸收和容纳了希腊哲学,确立了知性主义原则、打破分析与和谐的思维方法以及“无我”和“因果报应”的基本概念,呈现出希腊化的面貌。与印度的起源相比,这里写的佛经充满了希腊哲学的推测。

希腊神也被佛教世界所吸收,正如婆罗门神改变了他们的外貌成为佛教徒一样。最经典的是大力士,因为传说他杀死了许多威胁人类的怪物。在希腊政治语言中,他被视为人民的保护者和王权的象征。因为王权的保护和佛教的保护是有共同点的,正如佛陀的法被称为法轮,而模拟也是法王用宝轮征服世界的意思,大力士被佛教艺术所吸收,成为跟随佛陀的法神。

在佛教中,他的名字成为金刚神,也被称为金刚大力士。金刚手握大棒说服敌人,另一只手握灰尘和蚊子,佛陀周游世界告诉世界,这两者的结合在犍陀罗很受欢迎。人们挖掘出土了大量具有这两种形象的文物。然而,在土耳其东部,金刚不坏,可能是因为它与希腊文明几乎没有接触。隋唐时期,只有随葬的武士和陶俑才有大力士的形象。直到当代史学的进步,这一形象背后错综复杂的历史变化才被发现。

总之,在希腊王国时期,犍陀罗佛教显示出不同文明融合的迹象。虽然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从索格德地区到印度河,所有希腊政权都被北方游牧部落彻底卷走,但随后的库善帝国并没有阻碍这一进程。相反,他们的首都犍陀罗的库善人促进了中亚不同文明的融合。

犍陀罗原本是一个印度王国,先后经历了波斯、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征服,导致极其复杂的人口结构。此外,统治中亚和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帝国龟庄,从1世纪到4世纪保持了该国丝绸之路的东西连接,文化交流极为频繁。结果,伊朗、草原、希腊和印度等不同文明在这里碰撞融合。犍陀罗佛教成分的多样性也许只能与同一时期的罗马基督教相提并论。

在君主龟皇的支持下,犍陀罗的佛教极其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佛教的中心。从首都到边境都能听到寺庙的钟声,但印度只剩下几个佛教据点。尽管早在阿育王时期就有大量传教士被任命向四面八方传播佛教,但由于苦山帝国的努力,佛教主宰了中亚和东亚。后者是二世纪后佛教在中国兴起和传播的真正推动力。

数百年来,桂庄帝国一直是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依靠垄断中国对外贸易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桂庄人民在解决了物质需求后,渴望精神安宁,于是他们在宗教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和文化艺术的繁荣

同时,寺庙制度也是商业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和商务旅行者向寺庙施舍,而寺庙向商人提供物资甚至金融服务——由于害怕菩萨的愤怒,信徒不敢违约,所以寺庙在经营金融业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中国最早的民间金融服务是由归庄佛教僧侣传播的。因此,丝绸之路上形成了一个以寺庙为节点的巨大网络。金钱和人员在这个网络中自由流动。穆斯林征服中亚后,他们接受了这一制度,并且运作良好,直到现代。

浓厚的商业色彩也使犍陀罗佛教比印度的原始佛教更加世俗。由于佛教徒是归庄帝国的统治阶级,他们过着富裕而满足的生活。因此,他们的信仰倾向于务实。对他们来说,如何保持来世的幸福是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它专注于大乘佛教的使命,从告别到所有的苦难,从涅槃,在无限轮回中死去,到美丽的天堂。

然而,这种对世界最彻底的解构和虚无主义显然不能被大多数人认可和共鸣。只有当智者的哲学被弟子不断扭曲、变形和改造,彻底庸俗化和功利化时,才能在公众心中荡漾,激起强烈的宗教热情。把佛奉为神也符合普通人对“超人”的理解。原教旨主义佛教对公众的认知能力不太友好。

因此,与原始佛教相比,源于犍陀罗的大乘佛教具有更强的现实关怀和政治理念,而不是追求自我救赎。因此,菩萨的概念出现在传统佛和罗汉之间。菩萨是未来的佛。为了拯救所有生物,有必要推迟成佛,这也是所有生物成佛的唯一途径。因此,犍陀罗的佛教僧侣愿意穿越浩瀚大海的流沙,去遥远的地方传教,既为了“普遍的救赎”,也为了个人的修行。

换句话说,在犍陀罗,人们施舍给德高望重的僧侣,并慷慨地捐钱给寺庙。犍陀罗佛教也包含在菩萨活动中或从属于菩萨活动,所以他们也可以获得无穷的功德。换句话说,忏悔不再是获得解放的必要途径,但虔诚的施舍和崇拜也是精神上的实践,使信徒能够获得功德和解放。维摩诘著名的信仰就是这一理念的体现:虽然维摩诘在国内是个大商人,过着富裕的生活,但他可以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并取得修行的成果。

早期佛像的创作主要是希腊艺术,它延续了希腊王国的壁画和浮雕结构。因此,佛陀的姿势是以希腊式人体雕塑的形式来表达的。受希腊现实主义的影响,身材清晰,人体结构细致,服装线条生动,具有浓厚的希腊风格,就像太阳神阿波罗一样。这种风格的佛像通常被称为犍陀罗艺术(Gandhara Art),从魏晋南北朝到北魏,直接继承自苦山佛教的中国佛像都是以这种风格雕刻的。

毕竟,犍陀罗及其周边受犍陀罗艺术影响的地区不是佛教的发源地。因此,为了确立犍陀罗佛教中心的地位,人们发明并创造了一系列佛教传记和原创故事。历史上的佛陀一生从未踏足犍陀罗。没关系,只要他前世来过。这些历史发明刺激了佛经的书写系统,并导致犍陀罗佛教放弃印度佛教不用口写的传统。

犍陀罗的大乘佛教僧团建立了三代佛体系,即过去的佛燃灯,现在的佛,未来的佛弥勒。释迦牟尼过去的儒生是在犍陀罗点着灯学习佛法的,就像他将来会教弥勒一样。一方面确立了释迦牟尼现在的佛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为犍陀罗获得了佛法体系和谱系的优越地位。

释迦牟尼涅槃后,弥勒信仰占据了权威空间。对弥勒佛的重视也是犍陀罗佛教的发明和创造,弥勒佛在印度并不受到重视。这种信仰是具有佛教特征的弥赛亚主义,这意味着有一天他将取代释迦牟尼成为世界上最高的神,或者他将过着幸福的生活,或者他将降临人间,在地球上建立一个佛教王国,拯救所有的生物。

犍陀罗佛教因丝绸之路而兴盛,因丝绸之路而衰落。龟皇国灭亡后,犍陀罗的佛教开始衰落。尽管大约在7世纪商业道路上有交通的可能性,佛教在中亚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敌人。历经三四个世纪的生存,犍陀罗佛教最终消失了,除了出土文物外,没有任何踪迹。与鼎盛时期的犍陀罗佛教相比,它只能让人感叹世界的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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